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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有韌度的學者,有溫度的醫者
來源: 時間:2020-06-12 14:56:37 159 
 

  內容來源:中國中醫藥報

  記者:黃蓓 陸靜 巨鋒 陳計智

  他是中醫藥界的“老兵”,年輕的“75后”,治學從醫五十余載,醫教研成果無數,榮膺“國醫大師”稱號,躋身中國工程院院士行列,卻不矜不伐,甚至自稱“老笨”——

  2月14日上午,一場特殊的遠程會診在北京中醫藥大學舉行?;嵴鎦?,支援武漢的醫療隊員匯報了一名38歲女性新冠肺炎患者的診療經過和辨證難點。

  國醫大師、中國工程院院士王琦給出了他的建議:“溫病的發展有其規律,要考慮到病情的發展提前截斷,在治療中做到步步為營。建議除了應用杏仁、白前、紫菀、款冬花、甘草等止咳藥物之外,還要加用化痰活血通絡之品,以改善肺部的病理狀態。” 會診結束4天后,患者癥狀基本消失,兩次核酸檢測均陰性,達到出院標準。

  半年前,王琦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是國家設立的工程技術方面最高學術稱號,也是學術界給予杰出科學家的最高榮譽。榮譽加身,這位中醫藥行業的“老兵”卻出奇淡定。對王琦來說,當選院士,并沒有讓他的生活和心境有太大改變,他還是一如往常背著書包,奔波在學校和家的“兩點一線”,堅持著科研、臨床和教學的各項工作。在面對記者采訪要求時,王琦也一度婉拒:“我現在需要降降溫。”

  通過走訪王琦的學生、同事、家人,本報記者嘗試從他們描述的細枝末節中,還原一個有韌度的學者、有溫度的醫者。

  奮力戰“疫”

  是院士更是戰士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王琦就擔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應對新冠肺炎專家組顧問、北京中醫藥大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醫學專家組組長,與馳援武漢醫療隊協同配合,根據武漢一線提供的臨床資料,共同商討制定新冠肺炎的診療方案,通過多次網絡遠程會診,指導臨床一線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整個春節,王琦都沒有休息。他每天到學校辦公室,查閱資料,夜以繼日,領銜編寫完成面向一線臨床醫生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診療手冊》,目前該書已翻譯為英文版,供全球多個國家免費下載使用。王琦積極建言獻方,開出了3首抗擊新冠肺炎的中醫預防處方,并通過媒體刊登發布,在全國多地推廣應用。

  77歲并不年輕,沒有人苛求王琦去做這些。然而出于一個醫者的仁心,一位中醫藥“老兵”的擔當,王琦一天也閑不下來,義無反顧地投身于這場抗擊新冠肺炎的戰役中。

  3月,國務院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成立中醫藥專班,王琦作為專家組成員,為國家提供政策咨詢、撰寫專題報告,包括復工復產后預防、新冠病毒無癥狀感染防控、新冠肺炎恢復期干預等多項方案建議。王琦團隊承擔國家科技部重點研發計劃“公關安全風險防控與應急技術裝備”重點專項“復工復課后聚集性傳染隱患的新冠肺炎中醫藥調體防護研究”,開發了新冠肺炎預防1號方、2號方、外用防疫香囊、外用中藥防疫噴劑。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王琦提出中醫藥預防新冠肺炎的3個作用,并提出“扶正氣、避邪氣”預防思想。其團隊亦于3月29日抵達黃岡,目前正全身心投入到針對復工復課人群中醫藥預防和新冠肺炎恢復期患者中醫藥康復進行臨床和科研工作中。

  全球新冠疫情形勢嚴峻,王琦在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主辦的國際抗疫專家大講堂講授“新冠肺炎的中醫藥預防”,向世界推薦了兩個口服方、一個外用預防方、一套針灸按摩穴位和兩種易感體質的調養方法,為全球抗疫提供中醫方案。

  “愈是在危急之機愈要沉下心來尋求經典,從中汲取智慧。”王琦以《中醫抗疫歷史成就和展望》為題,講授了幾千年來中醫藥在護佑中華民族健康方面的貢獻、在抗擊新冠肺炎過程中起到的作用及今后努力的方向,引導學生堅定“四個自信”和中醫藥自信。講授了《從6個名方看中醫名著在新冠肺炎中的應用價值》,鼓勵學生們學習繼承好中醫溫病學理論,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

  王琦先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文,深刻闡述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抗擊疫情的思想,呼吁完善疾病防控體系,應充分重視中醫藥價值,利用好中醫藥這一獨特資源,形成中國特色疾病防控體系。王琦自疫情以來參加多種重要活動,經常夜以繼日地工作,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戰“疫”勇士。

  4月29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給王琦發來感謝信。信中寫道: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疫中,您帶領團隊成員,踐行大醫精誠,詮釋醫者仁心。以精湛的醫術與疫情作斗爭,守護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以嚴謹的科學精神奮力攻關,為疫情防控提供科技支撐,以對事業高度負責的拳拳之心獻計獻策、發言發聲,為決勝戰疫凝聚磅礴力量。在此,謹向您及團隊全體成員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謝!

  五十載求索

  萬里云天萬里路

  “風一更,雨一更,守著黃卷伴青燈”,這是王琦自1961年從醫半個多世紀以來,在臨床、科研和教學工作中求索的真實寫照。

  1976年,正在讀研究生的王琦注意到,無論是中國《黃帝內經》的陰陽二十五人,還是古希臘希波克拉底的四體液學說,都在把人進行分類。他通過梳理兩千多年來的中醫古籍資料,發現2500年來古人的這些思想始終未能形成理論體系,沒有制定標準,難以臨床實踐。古人的這些思想并未形成體系,而如今的醫學更關注“人的病”,缺少關注“病的人”,因此他敏銳地意識到這里存在的學術空白點,“我認為人的體質問題是中醫學里最有亮點的智慧之一,我要研究這個當時還沒有人做的事。”王琦暗暗下定決心。

  王琦用近三年的時間帶領團隊深入社區家庭獲得了21948例國人體質類型數據,足跡遍及東西南北中九個省市,近年來又完成了5100多例體質人臉識別、10萬多例大樣本體質數據采集。他發現中國人有九種基本體質類型,創立中醫體質辨識法,制定我國第一部《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行業標準,使中醫藥首次進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技術規范》,為中醫治未病工程提供核心技術,僅在老年人群就應用3.13億人次。同時研發體質辨識App、機器人,使之網絡化、智能化。

  通過幾十年的努力,王琦在構建理論、創立方法、制定標準、創建技術、編制指南5個方面形成了系統成果,開創中醫體質學新學科,被列為中醫學二級學科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相關內容被寫進15種高等中醫藥院校教材,載入《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醫學通史》《百年中醫史》等,中醫體質學派被列為中醫當代學術流派。此外,王琦還開創中醫原創思維領域研究工作,在中醫藏象學、中醫男科學等方面做了大量原創性研究工作,獲得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全國中醫藥杰出貢獻獎。

  立言開新,一個新的學說想要得到學界認同,絕非易事。成績背后,是數十年如一日的艱苦付出。王琦學術繼承人、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體質與生殖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倪誠說,“只要不出差,老師每天都7點半準時出發來學校,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去。從我認識他到現在,從來沒變過,即使是大年三十,他也會工作到五六點才回去,年初一又來上班。”而就算回到家,王琦也把大部分時間留給了工作。

  “我算了一下,如果我每天晚上7點工作到11點,每年就可以多工作1460個小時,比別人多出61天。”王琦說。與時間賽跑,在有限的時間里做更多的事,正是這份異于常人的堅守與付出,成就了今日的王琦。

  王琦的話也在他的秘書、北京中醫藥大學主治醫師張妍那里得到印證。張妍向記者展示了一份王琦的日程表,“很難想象這是一位77歲學人的工作安排,從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是滿的。”

  “入不敷出”,是王琦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盡管學術造詣已經得到業界公認,但王琦依然覺得自己學得太少,做得不夠。

  “人不學習,就容易膨脹。我每次讀《達·芬奇傳》《霍金傳》,都覺得自己太渺小。總有人說我是‘大咖’,但我覺得和他們相比,我連‘小咖’都算不上。”王琦說,“多學習、多工作是我內心深處最樸實的想法,不值得稱道。”

  守正創新

  傳統中醫擁抱現代科學

  “老師常說,學習的目的在于創新,創新是中醫的生命力。”在跟師王琦的過程中,倪誠發現王琦非常注重“返本開新”。倪誠告訴記者,“除了學術和臨床創新,老師更加重視如何讓傳統中醫接軌現代醫學。”

  半個世紀的科研路,王琦一直用自己的實踐在詮釋傳統中醫如何向現代轉型。

  “在大科學的背景下,傳統中醫藥要成為普世的、共識的認知,要通過中醫藥人的努力,不斷解讀它的精髓,詮釋它的科學內涵,用現代科學方法武裝它,不斷提高它的現代科學水平。要篩選中醫治療的優勢病種、適宜技術和療效獨特的方藥,運用現代科研方法,在中醫理論、作用機理的研究和闡釋上有新突破、新進展。”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印發后,王琦有感而發。

  王琦像一個年輕的“75”后,始終保持著探索未知的激情。通過帶團隊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973”計劃項目等課題,創新性地將體質學與生物物理學、基因組學、蛋白組學、腸道微生態學等多學科聯系起來,從遺傳、環境到表型進行有序分析,從宏觀和微觀層面實證了體質差異的遺傳基礎以及不同體質與疾病的關聯,用現代科學方法來詮釋中醫體質。

  而規范和標準的診療手段,是中醫走向世界的基礎。王琦制定了體質判定標準,實現了中醫體質判定在臨床操作方面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在此基礎上開發了18種基于體質的健康狀態測評技術,為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的溝通架起了橋梁,為中醫現代化提供了研究范式。

  但創新不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只有守住“正”,才能創出“新”。

  “何為中醫的‘正’?原創思維是中醫的魂,是中醫人必須堅守的‘正’。”王琦說。

  要掌握中醫的原創思維,就必須讀透、悟透中醫經典。王琦常年在《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古代經典醫籍中爬梳,領銜編撰了《素問今釋》《黃帝內經專題研究》《五運六氣的研究與考察》《內經與臨證》《傷寒論講解》《傷寒論研究》《傷寒論注評》等專著。這些都是他“返本開新”的厚重資本。

  王琦主持的“973”計劃項目——“中醫原創思維與健康狀態辨識方法體系研究”,探討的正是這一內容。王琦提出“取象運數,形神一體,氣為一元”的中醫原創思維模式,表達出中醫對生命的理解。國醫大師鄧鐵濤評價該研究“回應思想界、科學史界、哲學界、文化界一系列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認同的難題。”

  活態傳承

  一重山水一重天

  “中醫學的發揚光大,有賴于中醫人;中醫人的代代相傳,有賴于中醫魂;中醫魂的固守熔鑄,有賴于學術傳承。”王琦在其名醫傳承工作站啟動儀式上的這段講話,闡釋了他的傳承觀。執教四十多年來,王琦從未忘記過培養中醫人才的職責。中醫的成才之路,一直是他探索和思考的命題。

  王琦撰著《師承論》,提出傳承模式,在《中醫成才的八大要素》等論文,提出師承教育系列觀點,將中醫人的成才規律總結為八句話:

  熟諳經典為其本,旁及各家為其川,學以致用為其充,精勤不倦為其博,勤于實踐為其恒,精于臨證為其巧,融匯古今為其變,自成機杼謂之家。

  回顧王琦半個多世紀的求學、從醫、科研和教學之路。上述每一條,都是他恪守并踐行的準則。

  在王琦的辦公室里,擺滿了學術資料和圖書,從泛黃的中醫古籍到前沿的科學簡報,涉獵范圍之廣,令人驚嘆。

  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體質與生殖醫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濟就對王琦的博學多聞印象深刻。2011年,美國、法國、加拿大的三位科學家因發現樹突狀細胞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而王琦在這一獎項公布前,就對樹突狀細胞有深入了解和認識。當時,王濟正著手一項關于過敏體質的研究,有個瓶頸怎么也無法突破,王琦建議她從樹突狀細胞方向入手,找到調節免疫的影響因素。以此為切入點,王濟突破了研究瓶頸。

  “作為中醫專家,王老師也高度關注西醫領域的前沿科學技術,足見其知識面和學術功底。”王濟說。

  李玲孺也清晰地記得,2009年她博士入學那一年,王琦就曾跟她提到過要通過人臉識別技術,開發中醫體質機器人,也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人工智能。“在那個智能手機還未完全普及的時代,王老師就想到了這一點,前瞻的科研眼光令人欽佩。”李玲孺說。

  “老師總說,學無廣不可為師,而廣博的知識只是基礎,要做一名合格的老師,還必須做到由博返約,就是要凝練和升華。”倪誠告訴記者,脾胃學說歷來重視“脾胃內傷”,王琦則結合現代臨床和病因學研究成果,首次明確提出“脾胃外感”論,從新的視角闡述脾胃病發生原因,為臨床解決問題提供新的思維角度。

  “在經驗傳承中,王老師也總是毫無保留地將所學傾囊相授,更重視臨證思維的培養,而不拘泥于一方一藥、一病一證。”北京中醫藥大學副研究員鄭燕飛說,“王老師經常說,學術繼承要做到形神兼備,這個神,就是思維的問題。王琦老師對這方面尤為重視。”

  “這種思維傳承,才是活的傳承。”王琦表示,在他看來,要做到活態傳承,一是內容要活,二是形態要活。

  在內容方面,王琦一直倡導思維的傳承,而不是簡單的知識灌輸。王琦先后培養碩博士研究生、博士后124名,學術經驗繼承人9名,獲全國優秀臨床指導老師稱號,他的多名學生也已經成長為體質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北京市中醫管理局授予其“北京中醫藥薪火傳承貢獻獎”。在形態方面,王琦的傳承工作已經形成了譜系傳承、臨床傳承、教學傳承、科研傳承等“十大傳承”和平臺傳播、業界傳播、大眾傳播等“八大傳播”,為中醫藥人才成長培植厚土。

  王琦認為,中醫藥人才培養是一項從娃娃抓起的工作,他擔任了《全國中小學中醫文化知識讀本的》主編,不久后,這套讀本將出現于孩子們的書包和案頭。

  1997年王琦在撰寫《中醫藏象學》。

  人心向善

  讀莊子的“75后”

  “不抱善念,肯定看不好病。”善,是王琦從醫50余年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老師對自己團隊的要求,便是人心向善、追求卓越。”王琦的助理章夢告訴記者。章夢聲情并茂地誦讀了王琦給學生們寫的《真善美是心中的蓮花》:“真善美是一種人生價值觀。以誠為真,以愛為善,以真善為美;科學求真,人文向善,心靈尚美,這是人內在的精神世界,有了真善美,就有了情懷,有了大愛,有了氣度,有了風骨,有了自我品質的提升,有了生命中最高價值”。

  “我們行醫,是看病的人,還是看人的病?現在可能更多的是看人的病,丟掉了病背后的人,這是不行的。”王琦從人體的綜合視角入手,致力于提升中醫的思維方式,采用辨體辨病辨證相結合的診療模式進行治療,并倡導“主病主方論”,曾以此論述62種疑難病的診療。

  “老師總說,作為醫生,即使看好了99%的病人,也不能沾沾自喜,應該想著另外1%。”令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董陽感觸很深的,是王琦對每一位患者都盡心負責的態度,特別是疑難雜癥患者,王琦總是格外記掛。在查閱文獻或外出學習交流時,發現有更好的治療方法,便會聯系對接病人的學生,將方子發給患者。他總是跟著病人一起著急,周末也待在辦公室,查病例、找資料。

  有一位患者因每年頭疼反復發作來找王琦求診,她的病發作非常有規律,每年7月7~8號的8點鐘準時發作,怎么檢查也找不出病因。“我沒法當場拿出好的辦法,你得讓我回去想一想,我想好了再告訴你。”王琦告訴她。王琦查閱文獻研究后,發現此病為叢集性頭痛,即聯系這位患者,發去處方,治好了她多年的疾病。

  “看病這事,不是因為你是大師就什么病都能治得好。很多時候我都得反思,得查文獻。”王琦說,“如果治不好患者,我會自責和愧疚。”

  善念也體現在王琦的生活中。一天夜里,王琦和大兒子在公園散步,路上碰見一個老人問路,王琦擔心老人安全,便要求兒子在網絡平臺為老人約車,一直關注行車軌跡,直到司機平安把老人送到家門口他才放下心來。

  在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孫鵬程看來,王琦勤求博采數十載,是個一門心思撲在事業上的實干家。直到有一天,他無意中發現王琦在讀《莊子》,才明白在老師的內心世界里,不只是對事業的追求,更有精神追求。王琦為了科研廢寢忘食、為了患者夙夜難眠,其實都是道德追求,出于善的本心。診余之暇,他常在書法中求意境,詩詞散文中抒情懷。“仗劍征途任縱橫,萬里關山越從容,自信人生三百年,一路高吟唱大風。”這首王琦原創的詩,是他自己50多年醫教研生涯的真實寫照,也飽含著他對未來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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